契科夫 《苦恼》一文中 姚纳的苦恼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军官、夜游青年和年轻车夫对待姚纳的态度集中体现的是小人物之间的心灵隔膜问题。他们虽然和姚纳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小人物，但是他们对姚纳的心灵之门却是关闭的。正是这些和姚纳地位相同，身份相似的小人物在不经意间发出的对他人存在和需求的漠视信号，而酿成了同类的大苦恼、大悲伤。
造成姚纳苦恼的军官、夜游青年和年轻车夫这类小人物，是契诃夫笔下的匆忙过客和赶路的人，其特殊意义在于借“没有人理会别人的苦”来揭示人心的隔膜和现实的冷漠。小人物拒绝姚纳诉说苦恼的经历，意味深长，令人深思：人们都在忙碌着，“有谁可曾真正关心那些渴望关心的人，有时这种渴求的标准很低很低，只是给他一对耳朵，听他倾诉；给他一种目光，寄寓关切、同情和理解”“人们似乎都太忙碌了，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谁真正关心别人过得怎样，心情如何？”“即使朋友相见，也只是寒暄客套了事。在这种氛围背景下，自己的大苦恼，对他人来说也不值得一提。”心与心之间的隔膜造成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沟通，自己之于别人，别人之于自己，都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 自我的异化以人性本身的异化为表征。在表现人类自我内部异化的时候，卢梭将文明人与自然人进行对比，认为当代社会中所谓的文明人是异化后的自然人。文明人与自然人不同，自然人贴近着自然本真的状态，享受着内在本性的自由。而文明人则更多地被社会各种规则所束缚，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被他人的看法所奴役，从而丧失了自己内在的独立性，习惯性地依附在他人对于自我的看法之中。这种文明人不是自足的个体，而是一个外展的自我，他们生存于自身之外，很少关注自我内部的感受，是一种外倾的个体，是一种丧失了主体独立性人格的所在。 主人公姚纳·波塔波夫正是这样一个背离自己自然本性状态、不断自我异化的一个“文明人”的代表。他受限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规则制度，不能将自身于束缚与奴役中抽离开来，而只能是无怨无悔地甘心忍受他人对自己的奴役，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并渴望通过他人的意见寻求自我的精神解脱。小说的开头一句“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表明了作为一个社会文明人，姚纳·波塔波夫缺乏自己的独立人格，在发生了自己儿子不幸死亡的事情之后，他苦于丧子之痛无法缓解，渴求着通过向别人诉说这一苦难的事实，让别人感受自己的伤痛，希冀别人能给自己以生存的安慰。这种对他人情感上的依附状态，正是卢梭日中的“人自我的异化”。处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无法摆脱他人的意见，渴望得到他人的注意与情感交流，并认为在与他人的倾听与交流中自我的意义才得到了证实，而这种情感上的依附也使得如姚纳·波塔波夫的一类人在发生了情感上的伤痛时不能正视自己的生存困境，不能反思造成灾难与不幸的缘由，不能在自我内部感觉的关照中得到精神的拯救，而是固步自封，企图通过对苦恼的讲述来获得他者的精神慰藉。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人的存在与其本性的疏离，但作为排解痛感的手段本身也无可厚非，只是在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下，听众的缺乏使得难以诉说的苦闷愈盛，姚纳·波塔波夫也在这种无法排解的情感压抑中失去了自我生存的激情，以至于“现在对他都一个样儿，只要有主儿就行……”老姚纳渴望从他人那里寻求有效的意见和些许的安慰，但是注定只能不断在困境中挣扎，难以超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