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初名仙侣，字谪凡，号笠翁，明代杂家、府庠生，参照《龙门李氏宗谱》生于明万历38年（1610），卒于清康熙19年（1680），祖籍浙江兰溪，自幼生长在江南如皋。李渔所处的明末清初，是为中华文化思想转折点。
明亡之前，李渔曾经两次乡试均未中举，鼎革之后，遂绝意仕进，避乱金华山和夏李村中，度过了一段种花养草、赋诗访友的隐逸生活。李渔的美学思想主要也形成于这段时期，为后期他在杭州和南京的文化创作生涯，奠定基础。我将李渔精神凝练为四个字“百”“德”“孝”“义”，分别指的是“海创百学、大德行乐、扬文重孝、民族正义”。
一、海创百学
李渔主要成就以戏剧理论为主，但还在社会科学等诸多方面很有突出贡献，涵盖小说、诗词、散文、史论、楹联、书法、绘画、篆刻、音乐、音韵学、文学评论、编辑、出版、导演、工艺美术、园林建筑、服装设计、美容化妆、美食养生、文化创意、文化产业、教育、医药等诸多方面，成果卓著，开历史先河。
说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倒不如说他是文化界的爱迪生。他第一个建立起系统的戏剧理论，《闲情偶寄》是世界戏剧史上第一部导演学著作；他是中国第一位喜剧作家，第一位职业戏剧经理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专业作家，第一个完成白话小说独创的文人，第一个开展文学批评的人，小说心理学的首创者，中国山水画第一部画谱的倡编者……集万千才华为一身的全才杂家、大家。
由此，他将创新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林语堂说“他是一个心裁独出、思想卓越的人”。他的创新使得他的作品富有历史穿透力，让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古人，而像一个现代人，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喜爱。美国著名学者韩南写过一本关于李渔的书，书名就叫《创造李渔》，很显然，在韩南看来，李渔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他的创新创造。海纳、创新，在文化道路上勇往直前，使得百家思想文化都汇聚到李渔的作品中，这是李渔最鲜明的特色，也是他成功的法宝。说他“海创百学”一点也不会过。
二、大德行乐
普遍的观点认为，李渔的人品不好，作品低俗、思想性不高。与他同时代的袁于令与董含，都在其著作中攻击李渔“性龌龊，善逢迎”“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语，当堕拔舌地狱无疑也”。梁启超认为李渔作品“浅薄寡味”，鲁迅斥之为“有本事的”“帮闲文人”。李渔关注的是“大德”，即人的生存权、自由权、追求幸福之权，在他看来，尊重、关心、爱护、重视人性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林语堂说李渔“因为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感情”，所以是“太有道德了”。
李渔的作品是有一定时代背景的，他对明末清初“水深火热”“天崩地解”有着真实感悟。他早期的作品渗透着毫无矫饰的个人情感与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他精神世界中最为闪光的部分。他与大多数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在动乱之初，也曾想过抗争、保卫，甚至以死报效明王朝；但后来他想清楚了，明王朝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华文化由此断根。他毅然背负起亲友去世的痛苦，肩挑起文化传承大任，再无参加满清科举考试，从隐居生活过渡到大城市，借作品矫正人们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偏见”，将“及时行乐”的思想灌输于受苦受难的百姓，过起了不问政治而靠本事“谋有道”的“大隐”生活。
他对生活总是抱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足见李渔对生活的热爱。李渔有一段名言，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这与道家、瑜伽思想，如出一辙。李渔的及时行乐观点，无非是希望人们在转动的历史巨轮面前，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尽可能生活得快乐些，这也正是现代人的特征。
三、扬文重孝
李渔是明清之际朝代更迭的时代产儿。自明中叶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我国萌芽，商品交易非常繁盛，家庭手工业相当发达，尤其是在经济富庶的江浙一带。西方消费主义、殖民主义思想开始在社会上流行。上层社会要求改变传统儒教，推动宋儒理学思想一统天下。以阳明学派左翼为代表的新思想在社会上盛行。同时代诞生出“明末四公子”、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文化大家。
李渔显然受到这些新思想的重大影响。他相信文学艺术最重要的是创新，坚决反对摹仿、抄袭和墨守成规；他坚决批判正统的文学思想，认为自古以来没有绝对的文学创作模式，每一时期都有自己的流行风格和独特品质；他主张文学要为大众服务，表现形式上强调明白浅显、通俗流畅；他还提倡现实主义，主张作家要写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事。所有这些，都使其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而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新思潮遥相呼应。
尽管李渔并不喜欢迂腐的理学，但对儒家传统还是尊崇的，他对国家忠，对父母孝，对朋友信。他在父亲去世后，护送灵柩回兰溪老家，以“五经童子”高中秀才，报父亲养育之恩；后在科举中连连失利，心中愧对父母遗愿。明清易代后，他就绝意仕途，显露了他只忠一朝、不事二代的遗民心态。
四、民族正义
从李渔早期的诗作中，可看出其强烈的民族正义感，无情地批判了清初统治者野蛮的民族统治政策，足以补正史之未逮。李渔写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许多诗作，显然有着秉笔直书、批判社会的“实录”精神，实具“诗史”之神骨。
如其《应试中途闻警归》一诗即云：“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可见其渴望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爱国情怀。而其《乱后无家，暂入许司马幕》一诗更有“马上助君唯一臂，仅堪旁执祖生鞭”之句，无疑是一个爱国青年企求报国的真实写照。仔细研读李渔写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有关诗作，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早年李渔决不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相反，是一个有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强烈社会批判精神与民族正义感的爱国青年。
（本文参阅：刘成芝《李渔文化的现代性及其现实意义》和《空谷足音——关于李渔及李渔文化的断想》、钟明奇《“诗史”之神骨：李渔诗的实录精神》）